Stephen Mayes
斯蒂芬·梅耶斯(Stephen Mayes)是VII图片社执行总监和本届荷赛评委会秘书。他曾说，因为摄影记者必须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，所以荷赛对其设立的参赛作品类别也应进行扩大。随着今年比赛季临近，在荷赛新媒体特色的风向标树起之前，美国摄影界新闻（PDN）联系了梅耶斯，对于新闻摄影比赛应该怎样发展做了采访，我们可以从梅耶斯的只字片语中，去揣摩荷赛组委会此番“变脸”的用意。
PDN：您觉得现有的主要新闻摄影比赛仍有现实意义吗？
梅耶斯：按照实际情况来说，这些比赛仍体现的是老套的出版模式。就我所知的一些比赛，包括世界新闻摄影比赛，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努力向前迈进。
PDN：您曾说过，比赛把媒体呈现成记者所希望的那样，而不是它应该的那样。这怎么理解？
梅耶斯：从结构上来说，这些比赛都有一点保守。比方说，他们有一个类别是“日常生活”，我不知道哪个报纸有这样的栏目，但是多年来，报纸一直有“生活方式”这样的版面。在所有这些比赛里，没有一个奖项体现“生活方式”这样的概念。
PDN：但是“生活方式”是严肃新闻吗？您能讲一下为什么“生活方式”作品应该被包含在比赛分类里？
梅耶斯：如果比赛想要反映世界出版物的现状，那就需要将出版物中现存的东西囊括进去。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有房地产和商业版面，我并不建议这些应该成为比赛的类，但最起码比赛中应该有所体现。否则，我们只能把比赛名字改了，不能再叫“世界新闻摄影比赛”。
摄影记者有这样一个倾向，他们总是以严肃、沉重的新闻为重心，这就意味着一些轻松的、有关家庭生活的话题被排除在外。我也在观察一些严肃话题，例如酗酒，但遗憾的是这一选题并没有引起摄影记者足够的兴趣。
我注意到，当人们摘下有色眼镜，不以《时代》杂志的故事标准看待一组照片，他们看待哪些是重要的、哪些是人们感兴趣的等类似问题的视角就会被拓宽。他们登录到Facebook页面时，会对朋友说“看看这些神奇的照片”。于此同时，他们会有更丰富的题材，赢得更广泛的观众。而那些严肃的素材却不在此列，因为他们不在传统的比赛分类内，或者说，这些分类是记者强加给自己的。
PDN：您还说过，摄影报道过于重视浪漫主义色彩，而轻于对世界的实在反映，这怎么理解？
梅耶斯：这个我指的是梅里厄姆·韦伯斯特（Merriam Webster，被喻为美国“词典之父”）对于浪漫的定义，“浪漫是指对于崇高的、冒险的、冷漠的、神秘的和理想化东西的情感诉求。”现在的摄影报道已经不再是关注自我的想法，不再通过摄影师本人的经验来拍摄，而是通过一种固有的、疏远的、理想化的方式来追随别人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战争报道，这种报道已经进入了标准化模式，我们经常能看到特定“视觉代码”的重现。很多新闻报道是对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的肯定，而不是做出挑战来拓展我们的视野。
PDN：那我们的摄影比赛是否助长了这种浪漫主义摄影？
梅耶斯：我们倾向于认同和奖励我们熟悉的东西，这同样也适用于摄影比赛评委。而摄影报道的过程又经常是我们所了解的事情的“译码”。因此过程通常是，我们看到自己面前的一张照片，大家会说“哦，我明白”，而不是“真的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PDN：那您是怎样让评委们来欣赏那些不熟悉的作品呢？
梅耶斯：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确实为这个做了很多努力。我们的评委会是由具备不同视角的成员构成。在过去的这些年里，评委包括纪实摄影师奥利弗·查那林（Oliver Chanarin）、德国摄影师彼得·比亚罗蔡斯基（Peter Bialobrzeski）和洛杉矶当代艺术馆馆长夏洛特·柯登（Charlotte Cotton），等等。
PDN：那这有效吗？
梅耶斯：这个很难说。但是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，有一个肖像类获奖作品就是用塑料模特摆拍，重现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照片（即获得第52届荷赛肖像类三等奖的李洁军作品《复制战争》——编者注）。
PDN：这应该引起不小的争论吧？
梅耶斯：是的。我不是在评论评委是对还是错，但那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，打破了人们对新闻摄影比赛的预期。
另一个挑战就更难了，那就是怎样才能鼓励有不同视角的摄影师来参加比赛。究其根本原因，人们总是关注此前的那些获奖作品，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照片才会获得青睐，因此摄影师往往会提交类似的照片参赛。当然，还是有很多摄影师挑战严肃的话题。
PDN：那比赛怎样才能吸引这样的摄影师参加呢？
梅耶斯：举办方可以主动联系摄影师。他们也可以让编辑推荐那些让他们惊喜的照片。罗杰·拜伦（Roger Ballen）的作品就是通过后一种方式来参加比赛的——他所在的杂志以他的名义提交了作品。
PDN:摄影师怎样做才能摆脱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的“传统”？
梅耶斯：摄影师应该问自己“我觉得什么是有趣的”而不是“别人觉得什么是有趣的”。我们很多人都会惊讶于你做的一件事情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。
PDN：做起来可没有说起来容易，因此很少有摄影记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路子拍摄，更多的是追随别人。
梅耶斯：我在从事商业摄影时学到的最关键一点，就是通过问摄影师他们对哪些活动和行为感兴趣，喜欢拍摄哪些人，鼓励摄影师拍摄他们熟悉的东西。结果经常是摄影师拍得越兴奋，客户反映越好。这同样适用于新闻摄影，与其想“我应该到印度拍摄这个有价值的主题”，还不如想“我想要读什么，我想和朋友们分享什么”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直接去报道最新的有关疟疾的数据，而是通过一些个性化的表达，让我们回到沉重的话题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远离沉重的话题，而是认为我们应该找到一些更优化的方式来表达。
PDN：能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吗？
梅耶斯：其中一个就是珍·艾克曼（Jenn Ackerman）和蒂姆·格鲁博(Tim Gruber)拍摄的北美刑罚系统中的精神健康项目——“困境”（Trapped）。这个项目缘于强烈的个人兴趣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寻找杂志之外的其他赞助基金。好在最后他们还是在很多地方找到了资金支持。当然，这个项目也有一个目的，不是为了得到最多的观看，而是试着改变一些事情。他们的乐趣之一，就在于发现监狱管理者是他们最重要的观众。然而，他们资金的最大来源竟然是他们所批评的刑罚系统。（珍和蒂姆是一对夫妻，他们主要是通过静态的图片和动态的、有声的视频来记录故事——编者注）
另外一个就是西蒙·罗伯茨（Simon Roberts），他开露营车走遍了英格兰，拍摄民众休闲时刻的照片，并出版了《我们英国人》（We English，英国Boot出版社，2009）一书。该书的部分图片2010年春也用于他主持的英国大选拍摄项目，与普通民众提交的照片合在一起，最后做出了很好的效果。
PDN：所有的比赛都采取足够的办法来鼓励这样的项目吗？
梅耶斯：目前的大多数摄影比赛还没有涉及到多媒体项目。因为人们会问，我们是在评选摄影作品还是摄影采用的方法和呈现形式？然而比赛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摄影有更宽泛的背景和更多的形式。或许这意味着传统的比赛形式已经远去，一些新的东西必须要代替旧的比赛，或者说比赛必须要做以调整来适应摄影的发展。以后会发展成怎样，我也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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